童年回忆
罗东进，生在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前夕。
虽然父亲罗荣桓担任115师政委，但罗东进并没因为父亲的身份而享受到什么特殊待遇，他与老乡家的孩子有着共同的体形——头和肚子大、胳膊和腿细，4岁多的孩子还不长头发，不会走路，典型的营养不良。
在部队行进和转移期间，罗东进作为部队特殊的一员，是坐着箩筐走过来的。挑夫一头挑着他，一头挑着山东肥城着名的大桃，孩子饿了，从箩筐那一头就可以取桃吃。那时，罗东进第一次见到了白面煎饼，但他不敢吃。孩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是红色的高粱面煎饼，还有就是谷子和稗子合在一起做出的煎饼，快5岁的孩子还不认得白面那雪白的颜色。
罗东进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，他怯怯地躲在别人身后，不敢上前认爸爸。他认生，也怕那个胡子长长的人——罗荣桓发誓不消灭日本鬼子不刮胡子，硬硬的胡子扎得儿子生疼。
罗东进童年的残存记忆，一大部分是与父亲的身体有关的：罗荣桓的肾脏那时就出了问题，新四军陈毅军长派来了奥地利籍泌尿科专家罗生特为他诊治，诊断结果是罗荣桓的肾脏可能长了东西。
那是攻打重镇临沂的时候。只有打下临沂，山东抗日根据地才能连成一片，但医生坚决不同意罗荣桓上前线。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是一元化领导，罗荣桓身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、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，以及中共山东分局书记，身上的担子无法推卸。心疼丈夫的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没法阻止他往前线冲，只能暗示警卫员和马夫躲起来，罗荣桓生气了，罗东进第一次见到了父母吵架。
罗东进生平第一次进城，看到了电灯。警卫员把孩子举起来，对着发光的灯泡，让只见过油灯的罗东进“使劲吹，吹灭它！”
人生履历
罗东进，男，汉族，衡阳市衡东县荣桓镇人，开国元勋罗荣桓元帅与八一学校创始人、首任校长林月琴之子，1939年2月12日生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从事自动化指挥系统研究的专家。哈军工第八期学员，品学兼优，为哈军工干部子弟中表现最好的，各方面堪称表率。
全国第十届政协委员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副政委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、北京八路军 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、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。
1959年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1959至1965年，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专业学习。
1965年毕业后，任第七机械工业部（职责：洲际导弹、航天导弹工业）第25研究所技术员。
1974年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科研处参谋。
1976年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科技部参谋。
1979年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第二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、主任。
1983年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技术装备部政治部主任。
1987年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某基地副政治委员。
1990年6月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。
1997年11月至2002年11月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副政治委员。
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，1999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。
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，他发起了“情系长征——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”活动，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队伍，历时1个多月，行程8000余公里。
父亲:罗荣桓元帅
罗荣桓元帅（1902-1963）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，党、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。
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、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、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、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、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、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、中央军委总后方政治部主任、八路军115师政治委员、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、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、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。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——山东抗日根据地，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。
1945年6月，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。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，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、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、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、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，华中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、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，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、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首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部长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，第一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第一、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，中央军委副主席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，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职。
母亲：林月琴
林月琴，开国大校军衔，北京十一学校、中国八一学校创始人和首任校长。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，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第三、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，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二、第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、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（副兵团级），红军长征女干部，2003年11月22日6时33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0岁。（下图左一）
1929年5月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5年1月，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率领妇女工兵营担负筹备粮草，运送弹药等繁重、艰苦的人力运输保障任务。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任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、红四方面军后勤供给部妇女工厂厂长、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、中央军委粮食局妇女运输连连长、中央卫生所护理班班长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处党支部书记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直属队分总支书记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、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理员、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、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第一任校长兼党总支书记、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父辈教诲：不能成为“八旗子弟”
父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，是不能成为“八旗子弟”
长征途中，罗荣桓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》。在学习时，有位同志提问：妓女属于什么阶级？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，有的说，属于被压迫阶级；有的又不同意，认为她们能劳动，为什么干那种事。罗荣桓并不急于发表意见，他笑眯眯地听着双方争论。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后，都请他表态。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依我看，应该属于被压迫阶级。她们出卖肉体那是生活所迫。
有些女孩子是从小就卖出去的。而做父母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强维持，谁又忍心卖儿卖女，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？”
这种同志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很多是在行军路上进行的。干事们一边走一边簇拥着罗荣桓问这问那，有说有笑，漫长的道路不知不觉从脚底下溜过去了，而长征的终点越来越近。
“我从小在部队长大，一心想当兵。后来我去了哈军工，父亲十分高兴。我母亲怀我的时候觉得战争年代不该要孩子，又是骑马又是跑步，还故意从马上掉下来，想把我打掉，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才生下了我。从出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，我一直断断续续寄养在老乡家，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父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和教育就是，千万不能成为‘八旗子弟’。”
有时候罗东进也想用父亲教育自己的办法来教育后辈，“但是难度挺大”。罗东进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当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较少，所以比较愿意听父亲的话，而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。但是罗东进还是希望后辈们能够对过去有更多的了解，所以这次他还是把女婿带出来了。
“说是让女婿来照顾我，其实，他照顾我还不如我照顾他呢。但我希望年轻一辈亲自走一趟长征能更多地认识这段历史。年轻人认识这些历史要比我们困难，但是这些是我们民族的精华。”
邓、罗两人情深谊厚
20世纪50年代，有关部门在北京东郊民巷盖了四幢房子，分给了邓小平一幢。邓小平说：“我不去住，让罗帅去住！”罗荣桓不肯去，邓小平就限期让他搬了进去。邓、罗两人情深谊厚、相知甚深。邓小平曾说过：“我们是无话不谈。 ”
邓、罗之间的友情，是在长征中结下的。长征中，从过草地，到最后抵达吴起镇，两人一直在一起，一个人一匹马，经常是并肩而行。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，罗荣桓不爱说话，而邓小平话多，经常是有说有笑。邓小平和同志们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“吹牛”，吹牛吹什么呢？就是说什么好吃。罗荣桓是湖南人，邓小平是四川人，都爱吃辣椒，一说辣椒就来了兴致。又说回锅肉好吃，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，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。反正没有吃的，就只有“精神会餐”了。
重走长征途路
走秋收之路2011年6月8日上午，随着开国元帅罗荣桓之子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二炮副政委罗东进将军的一声“出发”号令，由江西煤炭集团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“重走秋收起义革命道路”
户外徒步活动正式启动。该公司100多名党、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队伍从湖南浏阳文家市的“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”出发，将沿着当年工农革命军走过的道路，历时3天，行程130余公里，以徒步方式磨练意志，接受红色传统教育。满头白发的罗东进，是重走长征路的开国元勋子女中个子最矮的一个，但却是整个队伍的召集者。无论是瘦长的秦铁（博古之子），还是粗壮的粟戎生（粟裕之子），甚而沿路迎接队伍的地方女官员，都会喊他一声“东进大哥”。重走长征途中，在贵阳，在成都，67岁的罗东进在白天的舟车劳顿和连续不断的活动之后，两次在深夜面对本报记者，一边吃药，一边讲述长征、讲述父母，直到他的女婿冲进房间，用不容商量的口吻终止提问。
